苏春元汇报工作的时候和他本人一样单调乏味。
    他是个体格健壮，面色沉稳的中年男人，不善言谈，更不苟言笑。因为他是公司唯一懂俄语的人，所以钱书铭委派他负责对独联体各国的贸易业务。
    苏联本是一个联合体式的大国，一朝分析解体，靠近中国边境的小国便如断奶的孩子，经济发生危机，卢布贬值，工农业生产停顿，商贸企业陷入困境，市场商品匮乏，急需从国外市场购进。而此时正值中国经济体制由宏观计划转为市场调控，集体、个体企业如星星之火顺势燎原，其自身精干、灵活的经营机制给工农商等各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在这种经济体制改革中，许多国有企业因机构臃肿、硬件老化、经营思想落伍等因素而渐渐显现出无力竞争之态。国内市场大势已去，为了生存发展，他们把目光投向国外市场。
    独联体各国市场“求大于供”与中国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恰成对比，给中国贸易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于是，边境贸易如雨后春笋，易货贸易成为最时髦的交易方式。从中国送出去的是粮食、白糖、轻工业产品，换进来的是国内需要的钢材、汽车、肥料等等。
    钱书铭担任金州贸易公司总经理时曾规划了一副宏伟蓝图――把公司建成“多元化、实业化、国际化”的大型企业。为了实现商品“东进西出，西进东出”的大循环格局，钱书铭带着苏春元考察了俄罗斯及一些周边的国家后，决定在俄罗斯设立机构，在国际市场占领一席之地。他把苏春元留在了俄罗斯继续考察和筹建机构，并且投入2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蓝图设计总是美好的，计划执行起来就走了样。苏春元这一去就是两年，期间杳无音讯。毕竟是一个人带走了20万公款，如此长的时间不见人也不见钱，公司的人不可避免地对苏春元起了各种猜测，甚至怀疑张铁军从中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但碍着钱书铭的面子，没有捅到桌面上。
    张铁军是主管驻国外机构的领导，因为联系不到苏春元，不了解情况，连累他受了不少的气，心中窝火。这次一见到苏春元就把他臭骂一顿：“你还知道回来啊，我以为你投敌叛国，准备通过安全局抓你去呢。不是给你约定一个月汇报一次吗，为什么不报？你想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
    苏春元低头听他训斥，半晌才咧一咧嘴，凄然道：“张经理，你们哪里知道我差点把命丢在国外……”
    “嗯？出什么事了。”
    苏春元嘴唇翕动正要开口，朱婕来请他们去开会。张铁军说：“算了，会上说吧。你把你那的情况要说的越详细越好。”
    在胡利衡的办公室，苏春元讲述了他在异国他乡经历的故事：
    ……在独联体市场，从欧洲进口的货物质量好但价格昂贵，一般人买不起；中国货物虽然质量差一些，但价格便宜，当地的人能接受……我考察了许多地方，选择了二个点开展业务。一个点设在莫斯科，我同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合资成立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议是我方供应原料及技术，生产面包及小食品。我已经先期投入10万元的原料和一些设备，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个项目比较成功，已经陆续收回一些资金，大约有一万美金。
    第二个点设在哈萨克斯坦国的首都阿拉木图。这里紧邻新疆，中国侨民、留学生特别多。市场上的商品奇缺，食品只有黑面包和黑饼干。所以在哪儿的中国商人和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有生意可做，私下交易也多，比如只要你住在旅馆，就会有当地人找上门来兜售手表啊，金货啊。特别是留学生，四天上课，三天做生意，销售的全是从新疆发过去的商品。就凭这些生意，他们不仅支付了学费，还能自己买车、买房子。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建个商品批发点。
    嗨，没有想到哇，我就栽到这里，倒了大霉。
    阿拉木图的社会治安外表看比较平静，其实，黑社会组织猖獗。据说他们跟海关都有联系，中国货往往一进口岸就被他们盯上，连拉的什么货都知道。我和几个朋友合伙从新疆发了一个20′集装箱的商品，用汽车直运阿拉木图，一过口岸就被黑社会盯上了。结果货物被抢，剩下的残货估算一下，我的大约也就值个1万元。我就带着这些货在市场上“练摊”，估计能赚到一倍的利润，让我能站住脚就行。哪知祸不单行。
    一天晚上，我和同屋的三个人正在看电视，听到敲门，一个人去开门，刚拉开门就被撞翻在地，冲进来4个蒙面人，带着枪。我们还没有反映过来，就已经被他们用枪顶住了头……
    “天哪，真够恐怖！”朱婕惊呼。
    苏春元漠然看她一眼继续说道：“事情就是这样，结果就是我的手提电脑和钱被他们抢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被他就事说事、轻描淡写地讲完了，语调平淡如学生背诵课文；表情平静如漠不关己之事，没有惊恐，没有激愤，更没有牢骚；听者却吃惊不小。谁也不曾想到只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故事竟然发生在面前的这位员工生活中。单就脑袋被人用枪管顶着，就足以让人心提到嗓子眼上。尤其是他们中有五个人是握过枪的，对枪的威力太清楚。
    苏春元从皮包从取出一沓资料交给胡利衡：“这些是当晚我们去警察局报案，警察调查后出具的证明材料。目前案子还没有破。”
    胡利衡翻翻材料，见全是俄语，一字不识，但几个蓝色的大印他相信是警察局的。他关切地问：“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苏春元黯然摇摇头道：“在枪杆子面前，我们毫无抵抗能力。好在我还有点货没有被抢去，我就靠这些货生存下来，回到莫斯科……”
    “老苏，你受惊了！”贾为民颤巍巍地说。
    “是啊，是啊，没受伤就好。”
    “能回来就好。”
    “好在有惊无险。”
    “太恐怖了。”
    胡利衡显得有些后怕，说：“歹徒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没有想到，老苏在国外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挑战。万幸中的万幸。以后你不能一个人出国，这有什么事连个消息都传不过来。”
    “可不是吗？得再给他派个助手。我们首先得保证出国人员的人身安全。”贾为民坚决地说。
    张铁军心中叹道：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有企业的干部，一个堂堂男子，在异国他乡摆地摊卖货，先是为了生计，然后是为了什么呢？他完全可以不顾一切地跑回来的，他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收回国有资产吗？我们国内的干部整天饱食终日还要无端地猜忌、说风凉话，要是老苏知道这些，心里多悲伤啊。比起他的经历，我受的那点打击又算得了什么？
    胡利衡想知道大伙儿听了苏春元的汇报后有什么想法，倡议道：“老苏的情况大伙儿议一议，铁军，你是主管国外机构的，你先说说。”
    “行！”张铁军应道，“驻外机构是我主管的，我首先得检讨，一是对组织，二是对老苏。由于距离遥远，信息不通，没有及时掌握老苏的工作进展情况，更没有预想到那里的特殊性。听到老苏遇险，我是惊出一身汗，真要出什么不测，我们都无法给他家人交待。我们对那里的工作环境考虑不周啊。好在有惊无险，老苏安全回来。接下来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老苏的想法。中国人有句俗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老苏还敢不敢去？愿不愿意去？第二是国外的机构还要不要存在？”
    他这么一说，提醒了大家，是啊，老苏还愿意去国外吗？众人都将目光聚集在苏春元脸上。
    苏春元说：“请组织放心，我个人没有什么，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只是因为给公司造成损失，心里很内疚，一心想把损失夺回来。在那边接到朱主任发来的消息后，知道公司换了领导，我也是想赶回来汇报情况，再就是看公司领导对国外机构有什么安排。”
    “好！老苏没有被吓倒，是我们的好党员。”贾为民夸奖道，又思索道：“阿拉木图的损失是一次意外事故，比起国内的损失是小巫见大巫；比起伤人的损失更算不了什么啦。我的意见是国外机构要继续保留。莫斯科这个项目能收回投资已经很不错，这是个长期项目，应该继续投入资金、人力。”
    “我赞成，在国外建个点不容易，应该坚持。”王振忠说。
    魏星良分析道：“面包是欧洲人的主要食物，销售群体很广。这个项目选得不错，可以长期经营。我同意扩大投资。当然靠老苏一个人是不行的，我建议再增派干部过去协助工作。”其他人纷纷表态认为应该扩大对国外的投资。
    胡利衡最后表态：“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我听大家的。老苏先宽个心，国外机构要保留，还要发展。公司是支持你的。以你的精神和毅力，我相信一定能夺回损失。至于再投入多少，咱们年后再定。我考虑得派个领导与你同去考察一下，眼见为实嘛。是不是？”
    “是啊。”贾为民说。
    苏春元精神一振，说：“谢谢，谢谢公司领导对我的信任。”
    胡利衡点点头，话锋一转：“老苏啊，成绩是主要的，你也历了一次险。但是，该批评的我还要说。”
    “是，是，应该的，请胡总批评。”
    “一是与公司不及时联系，不汇报情况，这是个人主义啊。二是你那里的生产、经营情况得有书面报告啊，尤其是没有财务报告，那怎么行呢，你拿的也是国有财产啊。你要补报财务。”
    “这个，我解释一下。”“苏春元抢着说：“我一个人太忙，常在几个国家间奔波，居无定所。”
    “所以嘛，独人公司是不允许的，公司不仅要给你派助手，还要配财务人员。”
    “那太好了。”苏春元欢喜道。其他人也喜形于色，出国考察或者是出国工作的提议，给每个人都带来希望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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