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和韦宝成为大金国的恩人，这个局面，是皇太极无论如何不希望看到的。
    其实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已经有了一个对如何治理大金国，让大金国快速追赶上大明的想法了。
    而且是一整套的想法。
    政治方面，皇太极对于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是有一套想法的。
    外部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
    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
    皇太极想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
    最关键的就是满汉一体，在原本的历史中，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继位后颁布《满汉别居令》，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宣布“满汉一体毋致异同”，实行“编户为民”政策，下令将大多数汉民庄丁由庄田抽出。
    “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汉民由农奴恢复为民户，即原有封建自由民身份。
    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社会逐渐得到缓和、安定。
    发展农业，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
    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
    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
    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
    经过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完善机构，天命、天聪年间没有监察机关，崇德年间皇太极成立了都察院，给他们稽察一切官员的大权。
    有清一代，满蒙的结合，早比满汉更紧密。
    为了处理蒙古事务曾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又改为理藩院。
    合原有的六部、都察院，构成了有名的八衙门。
    皇太极任命满洲、蒙古、汉人担任承政，每部三人，以下皆参政。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更定八衙门官制，每衙门只设满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由二等变成五等。
    这就强化了以他为首的国家统治权力。
    清兵入关前没有内阁的名称。
    但是皇太极统治下的清朝已初具内阁性质的内三院。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
    从文馆到内三院，虽任职者均为大学士、学士，但分工更明确了，有的负责编考历史，有的起草敕谕及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还有的向皇帝进讲。
    崇德以后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对皇太极的决策有了更大的影响。
    皇太极对于现在的各种矛盾，都是有他的一套想法的，只是一方面努尔哈赤还没死，另一方面韦宝的宝军势力逐渐壮大。
    本来建奴周边没有强有力的挑战者，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
    可突然冒出一个天地会和宝军，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皇太极很想发展经济，皇太极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了在东北的统治，为入关统治全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称帝后立刻把保护土地牲畜作为法典规定下来，地里庄稼不准偷损，母猪不许杀，这是为了繁殖。
    也不准杀马、牛等作牺牲或出卖。
    以后几乎每年都把督促耕种作为重要活动，提出“农时不可失”，“废农事者罪之”。
    他知道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因此一再强调搞好农业生产，入关前清朝的粮食不太缺乏，与这种努力分不开。
    手工业生产也大有进步。
    盛京宫殿大部分为皇太极时所建，其规模和工艺技术都标志后金手工业的水平很高。
    盛京城西实胜寺，铸大钟千斤，是冶铸业的发展象征。
    商业贸易在境内有之，与明及朝鲜也均有之。
    皇太极曾命令大学士希福带领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张家口贸易。
    后来又命人到归化城买马。
    个人远走贸易的也不乏其例。
    军事建设方面，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父汗努尔哈赤对外扩张的政策。
    他命令军队建造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
    皇太极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
    不仅通过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余名汉族文人，而且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
    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
    对明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纷纷自愿来投的行为封王封侯，宠荣备至。
    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对外战争方面，皇太极更是有完整的方略。
    对于朝鲜，皇太极经过两次出征，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到沈阳为人质。
    对蒙古诸部，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与察哈尔林丹汗不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
    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
    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
    次年，1635年，后金军继续进攻察哈尔余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奉母献传国玺归降。
    鄂尔多斯部也为后金所并。
    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统一于后金。
    对明朝，皇太极全力以赴发动战争。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他命阿济格统兵南侵，掠夺人畜十八万。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1638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
    为了从正面打开山海关，自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起，发动了锦州战役。
    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
    皇太极亲自坐镇指挥。
    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将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
    至此，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
    皇太极的统治还继续利用了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
    他使八旗通过变革越发充满生机。
    一是对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的成员，二是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努尔哈赤时的满洲被称为“佛满洲”，即旧满洲。
    皇太极对黑龙江等地多次用兵，带来大批少数民族加入满洲共同体，被称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
    皇太极把新满洲编入八旗。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一次就把征索伦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并家小五千六百七十三人编为牛录，隶于八旗了。
    同时把征库尔喀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四十二人补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额。
    满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早于汉军八旗建立。崇德年间汉军八旗发展最快。
    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照满洲例，汉军分为两旗，四年扩大为四旗，每旗设牛录章京十八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但内部仍分正黄镶黄两旗，正白镶白两旗，正红镶红两旗，正蓝镶蓝两旗。
    崇德七年六月正式完成了汉军八旗的建制。
    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这种扩大满洲八旗和建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既增强了清朝的武装力量，也对满蒙汉的广大人民实行了深一层的控制。
    尤其是为了夺取全中国统治权，皇太极创立的汉军八旗有重要意义。
    皇太极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
    皇太极规定从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
    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
    至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
    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书。
    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书。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祖努尔哈赤为文书往来及记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额尔德尼等人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音，而创制了满文，这种由蒙文脱胎而来的初期满文，是没有圈点的满文，叫做老满文。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将老满文在字旁加置圈点，使满文的语音、形体更臻完善，这种加置圈点的满文，叫做新满文。
    皇太极继位后，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微书吧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
    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
    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
    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崇德年间，虽然不再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极却仍然注意缓和清朝的社会矛盾。
    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
    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
    但皇太极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
    此后，皇太极屡下谕旨，主要政策有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
    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
    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
    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
    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
    皇太极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
    天聪二年，1629年十月，建奴兴师伐明，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
    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局限，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皇太极也是袒护满族，压迫其他民族的。
    首先，他在极力淡化汉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同时，又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
    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日渐扩大，人口剧增，再加上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皇太极的高度警觉。
    他先是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在语言方面，皇太极针对民族同居、满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强调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
    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
    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
    同时，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文。
    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
    皇太极则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
    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
    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
    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
    力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天聪初年，皇太极基本继承了乃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上天威力无穷，可以立君，可以兴国。
    他曾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
    皇太极又说：“兴之、扬之、定之，悉在于天，非人力所能强得也。”
    对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间是非这一点，至少在天聪四年，1630年以前他还是信从的。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在遗朝鲜国王李倧书和致明宁远守将袁崇焕书中都说：“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乃以我为是，以明为非。”
    对“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
    尤其在他亲率军队征明，一举攻克遵化城时，兴奋地宣谕将士：“已蒙天佑，克奏肤功。然此犹佑我之小者，后此之佑命锡福者，更大有在也。”
    皇太极对上天“佑命锡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综观皇太极一生言行，可以看出，虽则他对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则是他思想的主流。
    在永平、滦州得而复失之后，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大凌河，临行前他对诸臣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尔诸臣当申明法纪，教诫士卒，恪遵训谕，切识于心。”
    对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后金心中没底，流露出天命无常的思想意识。
    天聪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录章京刘学诚条奏建天地坛，皇太极览奏后答曰：“至于建郊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典，未晚也。”
    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天命无常的思想。
    在皇太极看来，天命无常，“天道甚微”，天命是否归于后金是个未知数，但君主在上天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天意是可以通过君主的行为来改变的。
    他吸收了中国原始儒学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进步天命观。
    他对文馆诸臣说：“见史臣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今朕承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子，为天所亲爱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宁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鉴而已。”
    皇太极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体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称。
    战略思想上，皇太极在国力较弱之时，曾采取对明暂时议和，以争取时间的战略。
    但大臣们都知悉入关夺取明政权是皇太极的夙愿；即所谓“皇上志在中原”。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与明的宁锦之战，大小数十次，后金以失败告终。
    是年，因朝鲜李倧政权采取敌视后金之策，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李氏政权；直至李倧请和。
    但此时的后金与努尔哈赤之时已不同，后金势力已经壮大，并不惧怕李氏政权从后方对其攻击。
    故皇太极要采取的是进攻战略。
    但皇太极的决定却遭到贝勒们的反对；故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战略思想出现争议。
    皇太极是通过盛京君臣大讨论，对明、蒙、朝三大敌方势力进行战略判断，并及时地对原有判断作出调整。
    皇太极最终战略目标是明朝，攻明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原则性、纲领性任务。
    但贝勒们的“共识”中'有一个“隐患”，就是太过轻松地估计了对明作战；没有深刻地考虑到对明作战的旷日持久；这一点只有皇太极有思想准备。
    在总的战略之中，根据战局发展，突然派兵征伐李倧，解决后顾之忧。
    而从天聪年间起，四次入关征明，也证实了要灭明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这正如皇太极的伐大木理论所言：取燕京如伐大树，需要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
    明朝虽已腐朽不堪，但作为一株百年大树，尚未达到自仆的程度。
    而先解决李氏政权这个后顾之忧，无疑会为后金增加新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后顾之忧。
    而后崇德年间迫使李氏政权臣服，确实证实了皇太极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
    皇太极从天助神佑的天命观出发，强调“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无道者，被天谴”。
    皇太极认为自恃其力，恣行杀夺，人心未合，必然失败；力行仁义，勤治农桑，发展经济，扩充实力，争取民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先后组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完善了八旗兵制。
    要求部队严格训练，“操演娴熟”。
    在保持和发展八旗兵骑射长技的同时，重视采用先进的军事技术，利用汉人工匠制造红衣炮，组建炮兵部队，增强战斗力。
    治国治军，主张以人才为本，不论民族、资历，惟才是用。
    以“满汉一体”为号召，争取汉人支持，重用汉人降臣降将，以汉治汉。继承努尔哈赤“伐大木”的战略思想，并根据后金“家邦未固”、“四境逼处，素皆不协”的内外形势，进一步确定了先征服弱小之敌，拆散敌人之间的联盟，解除后顾之忧，尔后集中力量攻击强敌，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改变努尔哈赤单纯依赖武力连续攻明的战略，采取讲和与自固的灵活政策，以达到麻痹敌人，争取民心，赢得时间，壮大自己的目的。
    皇太极五次派兵避开明朝坚固的正面防线，绕道入关，深入京畿，不断削弱明朝实力，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为最后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作战上，皇太极善于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法和策略。
    大军压境，速战速决；掘壕筑墙，久困长围，围点打援；武力征讨与政治招抚相结合，成功地指导了对朝鲜、漠南蒙古和明朝的战争。
    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吸收了中原汉族军事文化，丰富和发展了满族的军事思想，在清代前期有重大影响。
    比起韦宝这个真正的重生穿越巨，皇太极也很像是一个穿越来的人，他总是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很少犯错。
    “聪古伦，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向韦宝求救。先不说我们与宝军的仇恨，单说宝军，与明军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和大明暂时议和，但绝不能与宝军议和！因为大明大，在他们眼中，我们大金国是很小的，小的像是一股山贼！而在宝军眼里，我们是两颗并肩长成的大树，不管是他的壮大，还是我们的壮大，都一定会对对方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可能与宝军议和。”皇太极道。
    “可父汗的病怎么办？难道父汗对我大金国不重要吗？”聪古伦格格生气道。聪古伦实在想不到，居然是皇太极带头反对向宝军求救。
    莽古尔泰道：“我也不赞同向宝军求药，但我曾经被宝军俘虏过，我不得不说，宝军的药是有效的，很神奇，我上回受了很重的枪伤，还有之前的毒疽之毒，宝军不用数日，帮我一并治好了，我原本还以为我肯定死定了。”
    众人都对莽古尔泰的话很疑惑，都暗忖，你这到底是让向宝军求药，还是不让向宝军求药？
    “父汗的伤势要紧，现在到了危机关头，也顾不上这么多了，还是大家举手议事吧！”代善这时候少有的露出决断，举手道：“赞同向宝军求药的举手！”
    在场的建奴将领们互相看了看，都很迟疑。
    除了代善，只有聪古伦格格立刻举手跟随，此外还有几名年幼的贝子。
    莽古尔泰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举手了。
    莽古尔泰这一下举手至关重要，立刻有多名将领跟着举手。
    这一下，举手的人和不举手的人就看上去差不多了，目测很难分出哪一边人多，哪一边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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