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离去后，病房里又只剩下蒋纬国和蔡文娜。蔡文娜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过来，关切异常地看着蒋纬国：“你饿不饿？你现在只能吃流食，我喂你喝点牛奶吧。”
    蒋纬国点点头：“好，谢谢你。”
    蔡文娜拿起一把小勺子，很小心很轻柔地给蒋纬国喂牛奶。
    抿了两口牛奶润了润嗓子后，蒋纬国立刻按捺不住他心头的各种疑惑：“蔡小姐，首先，这是哪里？”
    “洛阳。”蔡文娜回答道，“你受伤后，先在西安进行了初步急救，然后送到洛阳，因为这里更安全。医生说你受伤很重，不能颠簸移动，所以就没把你送到南京。”
    蒋纬国接着问道：“今天是几号？”
    蔡文娜回答道：“今天是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明天就是腊八节了。”
    蒋纬国在心里感叹一声：“民国二十六年？妈蛋的！真是一梦千年啊，老子只是睡一觉，就从月14日进入1937年1月19日了，浪费好多时间。”他又问道，“我父亲呢？他有没有受伤什么的？”
    “蒋委员长？他没事，没有受伤，他是跟你一起从西安来洛阳的，还在这里呆了一星期，但他一直没能等你醒过来，所以就先回南京去了，委托夫人留在这里照顾你。”蔡文娜说道。
    虽然蔡文娜的回答并不是蒋纬国想知道的重点，但蒋纬国彻底地如释重负，他听出来了，蒋介石没事，已经逃出生天了，看来西安事变也已经结束，虽然过程和结束方式很可能出了很大偏差，但结局是大同小异的。“谢天谢地！历史没有因为我的胡乱插手而彻底被改变。”蒋纬国心里的最后一块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块石头终于轰然落地了。
    “西安事变是怎么解决的？”蒋纬国迫不及待地问蔡文娜。
    “这个…”蔡文娜露出为难神色，“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张学良将军亲自陪蒋委员长回到南京…”
    蒋纬国意识到自己问错人了，蔡文娜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哪里会知道这种国家大事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这个问题只能下次问宋美龄了，因此他换个话题：“蔡小姐，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确实很好奇。
    蔡文娜脸上浮起一片红云，同时低下头：“我…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事…知道你受伤后，我很…我很担心你…所以就来洛阳，然后在医院外碰到了夫人，夫人就让我留在这里帮忙…”
    蒋纬国听明白了，他不是傻子，意识到了某种事，但更加感到疑惑，也有点怀疑：“你…你老公不管你？”
    “我老公？”蔡文娜惊讶地瞪大眼睛，“我没有老公啊！我早就跟杨森离婚了呀！”
    “那个英语老师嘛！”
    “他？”蔡文娜脸上浮起一丝赧然和苦涩，“你帮我跟杨森离婚后，我去找他，但他却犹犹豫豫、畏畏缩缩，他说…说你要是没死，你会饶不了他，你要是死了，杨森会饶不了他，所以，他让我不要害他，他说他知道七姐（曾桂枝）就是跟七姐的男朋友一起被杨森杀死的。”
    蒋纬国笑嘻嘻地看着蔡文娜：“所以来找我？怎么？看上我了？”
    蔡文娜顿时满面通红。对于蔡文娜而言，杨森那里是狼窝虎穴，好不容易获得自由的她肯定宁死也不想再去，那个英语老师虽然是让她第一次产生爱恋情愫的男人，但却没有勇气对她负责（因为两个情敌一个比一个狠），自然而然，蒋纬国就是她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蒋纬国成了蔡文娜的“备胎”，但也不能真的说是“备胎”，因为蔡文娜在蒋纬国把她救出来时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毕竟蒋纬国的条件实在太好了，虽然不是白马王子，但也是坦克王子），因为这股好感，所以她在那个英语老师表示不敢接受她时都没有太坚持，直接买火车票来洛阳找蒋纬国，并且她此举得到了蔡文墨的鼎力支持。
    蒋纬国握住蔡文娜的手，蔡文娜低着头，没反抗。蒋纬国知道，自己跟蔡文娜肯定要“假戏真做”了，勉强算是一个意外收获，但是，蒋纬国此时更关心西安事变究竟是怎么解决的。
    “纬国！”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蒋纬国和蔡文娜顺声看去，见宋美龄一脸气恼表情地站在门口，两人急忙松开彼此的手。蔡文娜慌张地起身向宋美龄弯身行礼：“夫人好。”
    宋美龄绷着脸：“出去吧。”
    蔡文娜离去后，宋美龄坐在蒋纬国床边，满脸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纬国，你呀你呀，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上次重庆的那件事被曝光后，你口口声声辩解你只是见义勇为，是成人之美，我当时还的真相信你了！但刚才我看到什么？什么见义勇为？你果然就是外界说的那样，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抢别人老婆！我…我真是看错你了！”
    蒋纬国暗暗叫苦，妈的，这事还真的是弄巧成拙了，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他无可奈何，只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母亲大人，您就别为我的私事操心了…”
    “你以为我想？”宋美龄佯怒道，“你还当我不知道？你在苏州上学的时候欠下了多少风流债？别的不说，那个施利聆，都怀上你孩子了！咦，我刚发现，这个蔡文娜是别人老婆，而那个施利聆也是别人老婆，纬国…”她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蒋纬国，“你还蛮缺德的嘛！”
    蒋纬国顿时满头大汗，他在心里大喊冤枉：关我屁事！那个施利聆是前任蒋纬国留下的情债，这个蔡文娜是我好心好意救她的，救完后我就送她离开了，我是真心诚意地成人之美，结果她那个初恋男友不要她，所以她才来找我的，我总不能把这么一个大美女拒之门外吧？
    “那个施四小姐过阵子可能也会来。”宋美龄满脸的幸灾乐祸，“我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什么？”蒋纬国听得心惊肉跳，“她也来？等等，母亲，您是怎么知道她的？”
    宋美龄嘲笑道：“你受伤的事情都上报纸了，她怎么不知道？把她吓得差点儿就流产了，哭着喊着要来洛阳看你，姚夫人好说歹说也没用，只能把这件事告诉我和你父亲了。施利聆现在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了，纬国，你就要做父亲了，但是…”她鄙夷地道，“孩子母亲却是别人老婆。你说你荒唐不荒唐？”她又奚落道，“你父亲知道这件事后，要不是他向来惯着你，加上你这次又受了伤，让他更加不忍心你，否则他早就对你大发雷霆了！算你走运！”
    蒋纬国不得不转移话题，一是转移宋美龄的注意力，二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母亲啊，西安事变是怎么解决的？您快跟我说说吧！”蒋纬国迫不及待地问道。
    宋美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她看着蒋纬国，轻轻地叹口气：“你父亲之所以能化险为夷，很大程度上就是你挨的这一枪。因为你挨了一枪，张学良总算是良心发现了。”她唏嘘不已。
    这个时空里的“西安事变”跟原先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虽然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确实因为蒋纬国的“搅合”而大不一样了。具体发生了哪些“不一样”，需要慢慢地分析，因为“西安事变”的事件本身、发生背景、整体环境都非常复杂，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关系。首先，当时陕省境内的军队共有三支，分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小西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支军队在西北地区号称“三位一体”，组成了“铁三角”。三支军队里，红军约几万人，并且有很大一部分兵力被组建成了西路军，当时正与马家军激战于河西走廊，西北军约五万人，东北军则有二十多万。很显然，在三位一体里，东北军实力最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策划和实施这件事的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共在一开始完全不知情。张杨两人虽然秤不离砣，但因为张学良的实力比杨虎城要强好几倍，所以他的态度是起到最大作用的；其次，张学良此人的性格特点。张学良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二代，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贪图享乐、胸无大志、缺乏才干、没脑子，而他的优点，勉强有两个，第一他不是什么凶恶的人，不会干出残忍的事情，第二他比较重感情、讲义气，但第二个“优点”导致他容易感情用事，做重大选择时经常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因为张学良实力在三位一体里是最强的，所以西安事变没有他的主导，是不可能发生的。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明面上是为了抗日，实际上，他一方面是为了抗日，一方面是希望重圆“东北王”的旧梦，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完全没有认清实际情况，贸然地下令不抵抗（首先，不抵抗命令并不是蒋介石下的；其次，即便蒋介石暗示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自己也该抵抗，这根本就是他的天职），导致东北军无家可归，东北全面沦陷，眼下，他必然会后悔，会悔恨，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决定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他自己也有点傻眼，另外，寄人篱下哪里会有自己称王称霸更逍遥快活？所以他非常急于早日抗日，早日打回东北老家，既能收复国土，也能夺回他自己的根基地盘；还有一方面就是全国各界对他的抨击唾骂，把他骂成“不抵抗将军”，让他长期生活在惶恐、悔恨、焦虑中。就好像一个在无知中闯下弥天大祸的小孩，脑子一热，为了弥补过错，继而会鲁莽行事，最终不但没能弥补过错，还犯下更大过错。除此之外，打着抗日旗号发动事变，也能占领道德制高点，即便张学良以后发现自己犯错了，也会闭口不提自己的私心，口口声声地坚持自己只为抗日。
    张学良本人是有“逼蒋抗日”的想法的，同时，杨虎城和中共一直在做着他的思想工作，另外，东北军里的很多将领和官兵也是希望早日打回东北的，并且东北军里有一个组织叫“抗日同志会（简称抗同会）”，这个抗同会是张学良创建的，目的是建立东北军的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的目的，并且该组织在性质上是一个思想政治组织，成员大多数都是东北军里的少壮派青年军官，这些人一个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思想激进，认为蒋介石是不抗日的卖国贼，认为东北会沦陷、中国会受欺凌都是蒋介石造成的。因为思想激进，所以该组织有股盲目蛮干的势头，使得创建人张学良自己都对其不怎么能控制得住了。作为对比，日本军界里也有很多这种由激进分子组成的组织，“九一八事变”就是这种组织擅自干出的。无论是东北军里的激进组织还是日军里的，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样的：思想激进、胆大妄为。
    抗同会跟杨虎城等其它势力一起，不断地鼓动张学良，时间长了，张学良自然受到影响，他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因为他脑子简单），以为别人跟他一样只是为了抗日（其实他自己也动机不纯），不知道别人有着别人的目的，于是他就被别人当枪使，鲁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原先的历史上，西安事变是这样发展的：张学良成功地扣押了蒋介石，他头脑简单（所以被蒋介石派去“剿共”后居然被中共说服得“反水”），只想让蒋介石停止剿共、国共联合、一起抗日，根本就没想到这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张学良是不可能杀蒋介石的，一来他虽然没本事，但他本性并不凶残，二来他对蒋介石是有感情的，他跟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中原大战中，因为他站在蒋介石这边，蒋介石才能一举打败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彻底成为全国最强势力，蒋介石待张学良不薄，张学良感怀在心。蒋介石被扣押后，杨虎城、东北军很多高层、抗同会、中共很多高层（包括毛主席。在西安事变第二天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表态“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毛主席主张公审处决蒋介石），都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但张学良坚决不同意。虽然杨虎城、抗同会、中共都觉得张学良“意气用事”，但也没办法，张学良实力最强，蒋介石在他手上，他不肯杀，别人没法杀。十多天后，经过多次谈判，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引起了杨虎城和抗同会的极力反对。中共此时已经不反对了，因为苏联方面明确发来指示“不许杀蒋介石”，并且蒋介石也承诺停止剿共、国共合作，中共已经赢得了最大的利益，而杨虎城和抗同会则极力反对，杨虎城觉得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会出尔反尔（也许杨虎城还有别的原因，但不好说），抗同会觉得，必须要杀掉蒋介石，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才能制止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为此，杨虎城和张学良发生了激烈争吵，抗同会甚至打算“把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杀掉”（抗同会已经不受张学良的控制，并且因为思想激进，所以胆大妄为，因为有爱国的旗号，所以他们干什么都觉得自己代表着正义），最后，张学良亲自陪伴蒋介石从西安回南京（张学良此时可能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了，所以对蒋介石充满了愧疚。另外，蒋介石可能也看出张学良只是被人利用，所以没要他的命，相反，因为杨虎城态度跟张学良完全不一样，所以蒋介石没有原谅杨虎城）。不过，事情还没结束。西安事变被和平解决以及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大部分东北军将领虽然十分不满，但基本上选择服从南京政府，但在抗同会看来，这个行为是无法容忍的，是向蒋介石妥协甚至是投降，背叛了抗日宗旨（抗日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口号，实际上他们各怀鬼胎，只不过他们打着抗日这个冠冕堂皇的旗号，就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正义名义来犯罪），所以他们决心清理东北军里的“投降派”，悍然制造血案，导致王以哲、蒋斌、解方等多名东北军高级将领被杀害，另有何柱国等多名高级将领险些被杀。另一方面，中共一直希望能把东北军发展成盟友力量，思想最激进的抗同会是中共重点工作对象。结果，抗同会鲁莽而野蛮地杀害王以哲等将领后，东北军彻底愤怒了，因为抗同会跟中共很有联系，所以抗同会此举导致中共被东北军厌恶，很多原本在国府和中共之间摇摆不定的东北军将领纷纷倒向国府，还有愤怒的东北军将领提议“在东北军内清共”，说白了，中共是无辜的（王以哲就是秘密共产党员），但因为中共跟抗同会走得太近，导致受到抗同会胡作非为的波及。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抗同会不被东北军所接受，不被国民政府所原谅，中共也与其划清界限，使得抗同会成了丧家之狗。鲍文樾、应德田、苗剑秋、白凤翔、王玉瓒、孙铭九…都是抗同会成员，都是捉蒋行动的实施者，特别是孙铭九，更是被称为“捉蒋英雄”，但是，抗日战争真的爆发后，这些以前抗日口号喊得整天响、打着抗日旗号干出各种激进行为的“爱国少壮派青年军官”大部分都投降日本人做了汉奸。
    蒋纬国的横插一脚，使得此时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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